夜读·开卷有益

看似是历史的居然不是历史，看似不是历史的居然真的是历史？《历史的错觉》一书以幽默、轻松、有趣的古代历史知识盘点，为你开启新视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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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通过综述传世文献，结合新出土材料，推敲历史的细节，打破那些你以为的常识——

“三皇五帝”不是八个人？历史上有三个老子？夏朝历史和神话传说中都有叫后羿的，嫦娥嫁的是哪个，还是两个都嫁过？“学而时习之”不是你以为的意思？为何朱棣既是“明太宗”又是“明成祖”，还叫永乐皇帝？项羽没有死在乌江？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楼？写《项脊轩志》的归有光有三任妻子？《三国演义》中有哪些事并不是真正的三国历史？……

读罢此书，你可能会感慨：原来如此！

这些作品未必是他们写的？

《西游记》的作者未必是吴承恩？

古代有很多作品，其署名实际上是有争议的，但时至今日，可能有时候，我们就习焉不察了。有些我们熟悉的作品，其作者，实际上未必就是我们经常认为的那个人。

比如《论语》，市面上有些书把《论语》的作者署名“孔子”，或者写成“孔丘著”。实际上《论语》这本书的署名权，并不属于孔子。

△海昏侯墓出土《论语》中的一篇（不见于我们现在的《论语》，《论语》又“更新”了）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“《论语》者，孔子应答弟子、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。当是弟子各有所记。夫子既卒，门人相与辑而论纂，故谓之《论语》。”也就是说《论语》是孔子去世之后，后世弟子门人们编纂而成的。不是孔子自己写的，在孔子的时代，还没有私人著述之事。

当然《论语》记录孔子言行，大致是可信的，与孔子的关系还比较大。而后世有些书根本就与孔子无关，而假托孔子之名。如《庄子》中就托孔子之名写了很多寓言故事。

我们熟悉的《列子》，记载了孔子与两小儿辩日的故事，这个故事也是假托的。现在流传的《列子》这本书，也不是列子所写。《庄子》中提到了“列子”这个人，《逍遥游》曰：“夫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后反。”列子应该是早于庄子或与庄子同时代的人。而传说列子写的《列子》这本书实际则是后世编造的，与先秦的列子关系不大，《列子》一书中有佛教思想和佛家神话，梁启超说此书大概是东晋时的张湛编的。

对于古书的真伪以及作者的署名是否正确，明代宋濂《诸子辨》、明代胡应麟《四部正讹》、清代姚际恒《古今伪书考》均有考证。除了整部著作，还有一些单篇作品的署名也是有争议的。

比如小学课本有一首小诗：“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。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”一般都说这首《山村咏怀》的作者是宋代的邵雍。

然而检索邵雍的文集以及其他著作会发现，这首诗是到了清代才出现的，清朝中叶的《白雪遗音》中有一篇《艾叶重发一枝》，里面化用了这首诗：“走过一去二三里，又过烟村四五家，瞧见亭台六七座，又看八九十枝花。”因为这首诗中恰好含有数字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”，于是从清中叶开始直到如今，就一直被选入识字教材，后来不知什么时候，被附会到了邵雍身上。

△18世纪《历代帝王圣贤名臣大儒遗像》中的邵雍像

邵雍与司马光是好朋友，与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并称“北宋五子”，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、数学家、诗人，更是知名的易学大师。据说他善于用数字算卦，《梅花易数》也是托名于他，《山村咏怀》这首诗中有不少数字，大概正因为如此，人们就把这首诗与他联系在一起，从而提高了这样一首无名小诗的地位吧。

又如岳飞的《满江红》：

怒发冲冠，凭阑处、潇潇雨歇。抬望眼、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、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靖康耻，犹未雪，臣子恨，何时灭。驾长车踏破、贺兰山缺。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待从头、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

明清两代没人怀疑此词的作者，到了近代，一些学者才有了一些质疑，如余嘉锡、夏承焘等先生，都认为此诗是明朝人托名所作，与岳飞无关。

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明朝中期以前，这首词从来没有被任何文献记载过，到了明代中期，突然就出现了，这时距离岳飞去世已经数百年。这样一首有名的词，为何在南宋以及元等时代的文献中没有被提及？甚至岳飞的后人岳珂，不遗余力地搜罗祖父岳飞遗作，编纂《金陀粹编》，也没有收录这首词，不合常理，所以，当代学者对于这首词是否真的是岳飞所写，深表怀疑。

△18世纪《历代帝王圣贤名臣大儒遗像》中的岳飞像

当然，学界也有一大批学者认定此词确为岳飞所写，如唐圭璋、邓广铭等先生就对怀疑者予以辩驳，认为宋词不见于宋代典籍而见于明清典籍的情况很多，岳飞后人整理文献并不细心，有遗漏文献的先例，如岳珂编的《岳王家集》就丢了岳飞“雄气堂堂贯斗牛，誓将直节报君仇。斩除顽恶还车驾，不问登坛万户侯”这首诗，所以，他不是没有遗漏此词的可能，并不能因此而断定《满江红》非岳飞所作，等等。

所以，目前此词的作者仍充满了争议。

再有《西游记》的作者，目前署名为吴承恩，这是近代经过鲁迅、胡适等先生的考证而确定下来的。在学界，百回本的《西游记》作者是不是吴承恩，也是有争议的。

古代的小说，因为有文学文体偏见，被认为不入流，所以作者往往不署真名。目前所见《西游记》最早版本是明代万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》，上面没有真名字，只有“华阳洞天主人校”几个字，这个人是谁，谁也不知道。

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，人们就想考证究竟是谁写了《西游记》，彼时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宋元之际道士丘处机，因为早有文献记载说丘处机名下有一部《西游记》的著作。后来在乾隆六十年，钱大昕找到了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，即丘处机名下的那部《西游记》，此书与我们看到的神魔小说《西游记》完全不同，主要是写丘处机带领弟子们向西游历去见成吉思汗的故事。

△明代《西游记》插图

于是，人们以此证据来反驳唐僧取经故事的《西游记》为丘处机所作的观点，且《西游记》中多明朝官制，宋元时期的丘处机根本不可能知道明朝的官制叫法，两本书虽然都叫《西游记》，但丘处机名下的《西游记》与我们所言的取经故事的《西游记》毫无瓜葛。

到了近代，学者们发现明代天启年间的《淮安府志》记载说吴承恩名下有一部《西游记》著作，而取经故事《西游记》中又多淮地方言，于是，他们认为神魔小说《西游记》作者为吴承恩。

但此说实际也有疑点，此书记载在地方志中，另一本大约成书于清初的《千顷堂书目》，说吴承恩有《西游记》一书，而分类到了与《徐霞客游记》一类的地理志、游记中，并没有说它是小说，所以很有可能吴承恩名下的《西游记》也和丘处机名下的那部《西游记》一样，记载的是吴承恩个人到西方游历的游记。

当然，目前在还不能确定的情况下，署名为吴承恩，正如竺洪波、李天飞等学者主张的那样，总比回到混沌的“无名氏”要好些。

△鲁迅、胡适曾利用明天启《淮安府志》的资料，考证认为《西游记》的作者是吴承恩

出土文献有时候能帮助我们确定一些作品的作者，比如《孙子兵法》，曾有争论其作者究竟是孙武还是孙膑，后来出土了《孙膑兵法》，这也就将二者区别开来了。孙武的是《孙子兵法》，孙膑的是《孙膑兵法》，也就是早期文献记载中的《齐孙子》。

当然有些新发现会让我们看到，某些著作虽然不是伪作，署名权没问题，但其内容却可能在后世经过加工。

比如《老子》一书，现在出土了好几种《老子》，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《老子》甲、乙本，编次为《德经》在前，《道经》在后。1993年在湖北省荆门市的郭店楚墓出土了一批战国的竹简，后来被学界称为“郭店简”，其中就有《老子》（甲、乙、丙）三篇，不分“道经”和“德经”。2009年年初，北京大学抢救收藏一批流失海外的西汉竹书，有《老子上经》和《老子下经》的篇题，分别对应今本《德经》和《道经》。在形式上，原本《老子》很可能就是《德经》在前、《道经》在后，而且不分章，应该叫“德道经”。

在内容上，传世版本与出土版本也有不同，如今本第十九章“绝圣弃智，民利百倍；绝仁弃义，民复孝慈；绝巧弃利，盗贼无有”，简本则为“绝智弃辩，民利百倍；绝巧弃利，盗贼亡有；绝伪弃诈，民复孝慈”，并无“绝圣”“绝仁弃义”等激烈的言论。今本《老子》第十八章“大道废，有仁义；智慧出，有大伪；六亲不和，有孝慈；国家昏乱，有忠臣”，简本记为：“故大道废，安有仁义？六亲不和，安有孝慈？邦家昏□，安有正臣？”这两个版本的意思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，现在所见的版本很可能是经后人整理和修改过的。

又如李白的《将进酒》：

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三百杯。岑夫子、丹丘生：将进酒，杯莫停。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。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复醒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惟有饮者留其名。陈王昔时宴平乐，斗酒十千恣欢谑。主人何为言少钱，径须沽取对君酌。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

“敦煌遗书2567”版《惜罇空》与之极为相似，有人曾指出，这很可能就是李白《将进酒》的原稿：

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，床头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云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罇空对月。天生吾徒有俊才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三百杯。岑夫子，丹丘生，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。钟鼓玉帛岂足贵，但愿长醉不用醒。古来圣贤皆死尽，惟有饮者留其名。陈王昔时宴平乐，斗酒十千恣欢谑。主人何为言少钱，径须沽取对君酌。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

总之，我们熟悉的很多文学作品，实际上作者仍有争议，很多历史谜题，须等待地下出土材料来证实，或许有些谜题将永远都不会得到解答，这也是极有可能的。

如果你在汉朝当官，这几个案子怎么判？

如果你穿越到了汉代，做了官员，遇到这样几个案子，你会怎么处理呢？

第一个案子：有个男子叫张三，没有孩子，偶然捡了个弃婴，取名叫张四。张三将其作为养子抚养，张四长大后杀了人，张三把张四藏了起来。

对于张三窝藏罪犯的行为，你会怎么判决？

第二个案子：有个男子叫张三，他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给了李四，李四为这个儿子取名叫李五。李五长大后，张三有一次喝醉了酒见到了他，对他说，你是我儿子。结果李五很生气，以为他在玩伦理哏，就打了张三二十大棍子。张三认为李五是自己的儿子，居然敢打自己，于是告官，在以“孝”治天下的汉代（汉武帝的谥号实际是汉孝武帝。除了刘邦，汉朝皇帝的谥号都带一个孝字，如汉孝文帝、汉孝景帝等等），打父母是很严重的罪行。别说打了，就是子女要告父母，官府不仅可以不受理，甚至还可以直接处罚子女，将他们杀了。

而这个案子，对于李五打张三的行为，你会怎么判决？

第三个案子：有个男子叫张三，他有个朋友叫李四。有一天两人因口角发生斗殴，李四一着急拿起一把刀去砍张三。这时候张三的儿子看见了，抄起棍子去救父亲张三，结果张三的儿子一不小心伤到了父亲张三，把张三打晕了。

这也是儿子打老子，对于张三儿子的行为，你该怎么判决？

第四个案子：有个女子叫张三，她的丈夫李四坐船时不幸落水失踪，无法找到尸体安葬。四个月后，父母将张三改嫁。当时通行的法律是如果丈夫死了，没有埋葬，妻子不能改嫁。

对于张三及其父母的行为，你该怎么判？

图 / 豆包AI绘制

第一个案子，如果按照当时通行的法律，藏匿犯人，要受重刑。

第二个案子，如果按照当时通行的法律，儿子打父亲，判处死刑。

第三个案子，如果按照当时通行的法律，也是儿子殴打父亲，也要判处死刑。

第四个案子，如果按照当时通行的法律，丈夫没有埋葬就改嫁，女子要判处死刑。

但在通行的法律之外，董仲舒提出了一种判案的标准——“春秋决狱”，即按照儒家的经典以及孔子的思想来裁定一个案件，特别是从《春秋》中去寻找答案，不是一刀切地按照法律文书来判。要从儒家的经义来看犯罪者的动机如何，如果动机是好的，一般要从轻处理，甚至可以免罪；如果动机是邪恶的，即使未遂，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，“春秋之听狱也，必本其事而原其志。志邪者不待成，首恶者罪特重，清人绘董仲舒像本直者其论轻”（《春秋繁露》）。

董仲舒去世之后，在《盐铁论》中也继承了这一思想：“法者，缘人情而制，非设罪以陷人也，故《春秋》之治狱，论心定罪。志善而违于法者，免。志恶而合于法者，诛。”

所以，第一个案例，董仲舒认为张三与张四有父子之实，因为儒家经典《诗经》中说“螟蛉有子，蜾蠃负之”，螟蛉的孩子被蜾蠃收养，就是蜾蠃的孩子了。父子是可以互相隐匿的，应该无罪。

这种父子互隐，当年孔子就支持，在《论语》中有这样一段谈话：楚国的叶公对孔子说，我的家乡有一个直率坦白的人，他父亲偷了羊，他便告发父亲。孔子说，我的家乡直率坦白的人与你所说的不同，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”，父亲为儿子隐瞒，儿子为父亲隐瞒，直率坦白就在这里面了。叶公所说的那个“直率坦白”的人，在孔子看来，算不得“直”，并不是真性情的流露。父母生了儿子，养育他，从本性上来说，儿子必然会袒护父母，但如叶公的说法，儿子举报父亲，显然，这是亲情受到了权力的威慑，儿子是经过权衡利弊才做出的决定，并不是出于真性情。

董仲舒继承的正是孔子主张的这种从本性、动机出发去判断是非对错的价值标准。所以第二个案例，董仲舒认为张三没有抚养自己儿子李五，两个人不存在父子关系，张三抛弃李五的时候，就已经恩断义绝。从李五的行为动机上来说，不能用维护父亲利益的法律去处死李五，“甲能生乙，不能长育，以乞丙，于义已绝矣。虽杖甲，不应坐”。

第三个案例，董仲舒说，儿子的动机不是打父亲，是去救父亲的，所以应该赦免，“臣愚以父子至亲也，闻其斗，莫不有怵怅之心。扶杖而救之，非所以欲诟父也”。

第四个案例，董仲舒说女子改嫁不是为了私利，应该赦免，“甲又尊者所嫁，无淫衍之心，非私为人妻也。明于决事，皆无罪名，不当坐”。可见，这种断案方式还是挺有“人情味”的。

2025天天免费正版资料 古代文献记载中还有一些与“春秋决狱”相关的案例。

如侮父案，张三侮辱了李四的父亲，李四一怒把张三杀了，《春秋》上有子为父报仇的例子，所以这个案件李四杀人，本当死罪，但因有情缘与《春秋》上的依据，所以最后皇帝宽恕了他。

有一女子张三，丈夫去世，剩下她带着一个孩子。早先她父亲被李四所杀，李四调笑她，说她们家现在没有男人了。后张三路遇李四，趁其不备将李四杀死，然后自首。因动机是为父报仇，有《春秋》的支持，官府最后也赦免了她的死罪。

对于该不该为亲人复仇，韩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：不允许，伤了孝子之心；允许吧，又怕人们依照这条法律条文乱来，相杀报仇，就没完没了了，“盖以为不许复仇，则伤孝子之心，而乖先王之训；许复仇，则人将倚法专杀，无以禁止其端矣”。所以，这样的情况就没法写进法律条文内，“春秋决狱”主要就是适用于法律之外的一些特殊情况。古代是宗法社会，家国一体，所以对于家庭相关的判决往往体现出一些特殊性。

△元人绘《商山四皓》（商山四皓是秦末汉初四个德高望重的老人，刘邦对他们极为尊敬）

而涉及孝道的，尤其是关于老人的，则明确作为法律条文确定下来的也有不少，如汉朝的法律规定：如果有官员民众胆敢辱骂、殴打老人，损害其拐棍的，可以判处死刑；如果老人经营国家垄断不允许私人经营的酒业，也不受处罚；假如老人杀了人，如果不是首恶，也可以免于治罪，等等。这体现的是“尊老”的社会价值观念。

所以如果你穿越到古代，当官员去判案，依据法律条文是一方面，还要考虑道德人伦建构的社会关系的影响。

《历史的错觉》一书以幽默、轻松、有趣的古代历史知识盘点，为你开启新视角。作者赵运涛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师、文学系主任。文章被学习强国、新华网、人民网、央广网等网站以及各级报刊广泛转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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